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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占卜是通过“观物”来“取象”的,《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周易占卜原理:“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

《周易》占卜是通过“观物”来“取象”的,《系辞》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这两段话阐述了由天地万物到阴阳八卦的产生过程,“物”是自然、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象”是对这些事物的摹拟、概括,从“物”到“象”经历了“观”和“取”两个阶段。受《周易》“观物取象”思想的启发,刘勰提出了与之息息相通的艺术形象的塑造理论——“拟容取心”(《比兴》)。王元化说:“‘拟容取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塑造艺术形象不仅要摹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义,通过现实表象的描绘,以达到现实意义的揭示。”“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虽然一为易象制作方法,为艺术创造理论,但两者却有着内在相通之处。易象制作不仅要有外表的形象性,更要有内容、意义上的概括性和象征性,这样,“观物取象”就与“拟容取心”发生了广泛的联系。

首先,“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的出发点都是“应物象形”。物为象之本,象乃物之象,要在物中取象就必须体察万物,师法自然,对各种具体事物和现象进行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如此方能“拟其形容,象其物宜”,制作体现事物特征的易象。《周易》中的爻象和卦象都是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完成的爻象是卦象的基础,无论是八经卦还是六十四别卦都由阴阳两爻组成。关于阴阳爻象的取象问题,钱玄同和郭沫若两位都认为:这两个符号取象于男女两性的生殖器,是生殖崇拜时代留下的遗迹。这样说与《系辞》中说的“近取诸身”的取象方法是吻合的,也符合初民推已及物的思维习惯。如果说爻象是观察人体、“近取诸身”的产物,那么八卦之象就是体察自然、“远取诸物”的结果。古人基于对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常见的自然物象的长期观察,设计出八卦以象征这些事物,八卦与所象征的八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如天居上,其性刚健,故迭三阳以象之;地在下,其性柔顺,故迭三阴以象之,其余六卦的取象也均有其客观依据,刘勰把《周易》“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诠赋》)的取象方法引进艺术创造领域,认为“体物为妙,巧在密附”(《物色》),提出了从体物到象形的艺术形象的创造理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自然物色是创作兴会的“皋壤”、“奥府”,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艺术形象塑造的第一步就是“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对自然物象迸行仔细的观察,逼真的描绘,尽可能形象地状物之情貌:拟物之形容。本着这一创作思想,刘勰对传统的比兴手法作了两个基本规定: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

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比兴》)

“触物圆览”是要对自然物色作全面的观察,“切至为贵”则要求在全面观察的基础上准确地表现物象。当然,艺术形象的塑造与易象的制作毕竞有所不同,所以,刘勰也不能停留在《周易》应物象形的理论上,而要对它作进一步的发挥,这种发挥就是《物色》篇阐述的心物交融的理论。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艺术形象是主体之情与客体之物相摩相荡的产物,艺术构思是物象、想象、情感综合一体的活动,艺术家在描写客观景物的气、貌、采、声之时,既要象形——“随物宛转”,又要抒情“与心徘徊”,失其一者,就不叫艺术思维活动。故《神思》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就把《周易》“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的取象方法发展为《文心》“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艺术论理。

其次,“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都既要拟容象形,又要取心附意。《周易》取象要“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这就要求取象时不仅要观貌,还要察理,并将抽象的事理寓于具体的卦象之中。《周易》六十四卦中,有不少卦象已不再限于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摹拟,而是创造性地揭示了事物之间的运动变化关系,并以此象征人情事理,象《泰卦》就是典型的一例。《泰卦》的卦象是下乾上坤,天下地上。这与自然界天上地下,阳上阴下的实际情形正好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呢?《泰卦•彖》解释道:“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就是说《泰卦》颠倒天地位置是要说明阳气下降,阴气上升,天地交合,男女媾精,从而使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这一卦象用在社会人事上,象征了君臣上下取消原来的对立状态,彼此沟通,志同道合的情况,就像《序卦》所说:“泰者,通也。”刘勰非常重视易象的这种象征意义,他在《论说》、《诏策》篇直接运用《兑卦》和《妮卦》的象征意义,说明这两种文体的特点;在《情采》篇又将《诗经》“衣锦装衣”与《周易》“贲象穷白”并列起来,解释文学的情采关系问题;到《比兴》篇,刘勰便将易象的象形示理的特征融人“拟容取心”的艺术理论中,给艺术形象提出了揭示现实意义,反映事物本质,发挥社会作用的更高要求。在他看来,比兴的基本意义在于以具体的形象示理附意,托喻讽谏。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

刘勰把比兴方法的运用同事理内容的表达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艺术的美刺教化作用。他还以“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为尺度,分析了“比”在《诗经》中的具体运用。

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

这种以具体的自然事物来象征、比喻一定的义理内容,正是《周易》“观物取象”的基本要求。刘勰吸取了《周易》卦象的象征意义,丰富了自己的艺术理论。

再次,“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都要求对现实表象进行提炼、概括。《周易》八卦虽然取象于八种具体的事物,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以揭示这些事物的基本特征和内在精神为主,使八卦具有同类相通的开放性和以少总多的概括性。根据《说卦》的解释,八卦实际上就是“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类符号,其中的每一卦都可以视不同情况,“触类而长之”。

《周易》卦象的概括性与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有相通之处,刘勰通过对“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易象特征的发挥,总结出艺术形象塑造的典型化方法:

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物色》);

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附会》);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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