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占卜“观物取象”是为了“立象尽意”：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

圣人因“言不尽意”，转而“立象尽意”，在言与意之间引进了“象”，这不仅克服了语言表意功能的不足，而且给圣人的表情达意活动带来了生态淋漓、含蓄蕴藉的艺术特色。正是这种艺术特色使“立象尽意”的表达活动与“义生文外”的艺术追求发生了“共鸣”，为刘勰在《隐秀》篇用易象的互体变爻来比喻艺术形象的含蓄深远的特点提供了依据。刘勰说：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

“义生文外”作为艺术形象。“隐”的特点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作者对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不是采取直接渲泄的方式，而是将之寓于具体的形象之中，形成“文外之重旨”；二是指艺术形象本身含义丰富、韵味深远，能给人以象中有象、“余味曲包”的审美感受，这两方面都与“立象尽意有关”。

《周易》立象尽意，意在象中，这就意味着易象具有含蓄曲隐、意在文外的艺术特色。《系辞》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何谓“四象”历来众说纷纭，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朱熹《周易本义》谓四象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侯果则认为四象既非“实、假、义、用”，又非“阴、阳、老、少”，而是指“天生神物”、“天地变化”、“天之垂象”、“河图洛书”四者，••三说各有其据，而其共同之处都是在解释圣人如何“立象尽意”。《易》之为书，最初并无文字，仅以易象达意示人，后因象中之意曲折隐晦，“圣人以后世为不足知也，故系辞以告之”。（《东坡易传》）对意、象、言之间的系，王弼有精辟地论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又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告，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以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以忘象。（《周易略例•明象》）

这里道出了《周易》立象尽意、系辞明象、象显义隐、委婉含蓄的艺术特色。刘勰在《征圣》篇中以“四象精义以曲隐”说明文章“隐义以藏用”的特点，正是抓住了“立象尽意”与“义生文外”的相通之处。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国古代艺术家重情而不狂热，重意而不呆滞，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以“象”为表达思想、倾吐情丝的媒介。迫寻这种温柔含蓄的艺术理论的历史渊源，我们发现，它就滥觞于古老的《周易》，而“立象尽意”的命题正是它的原始母题。

“立象尽意”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所立之象都有互体变爻、象中生象的“复意”功能。易象能取代语言媒介，成为圣人表情达意的工具，与它自身的特殊功能分不开。具体来说，易象不是孤立、静止的现实表象，而是流动、开放的感性表意符号，每一卦象都可以通过互体变爻而产生象中之象，出现意中之意，诚如钱钟书所说：“象虽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孑立应多”、“守常处变”概括了易象含义丰富、联类不穷的艺术意蕴，也道出了刘勰借易象互体变爻说明艺术形象“义生文外”的特点的原因所在。

易象互体指一卦六爻中的二、三、四爻与三、四、五爻各成一卦而成互体之象。王应麟《困学记闻》说：“京氏谓二至四为互体，自三至五为约象”，“约象”是互体的别名，这样一卦之中就包含了四个卦象，即内外两卦，互体两卦。“互体”虽为汉儒所尚，然并非毫无根据，《系辞》曰：“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意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及正确与否全靠中间四爻，这也体现了《周易》“尚中”的思想。所谓“变爻”，是春秋时代常用的一种占筮方法，它是利用卦爻性质的变化（由阳变阴或由阴变阳）而产生新的卦象。《左传》、《国语》用《易》进行占筮时多用变爻方法，《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也，遇《观》之《否》

。”《国语•周语》记载：“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讓之《否》。”“遇”某卦“之”某卦，即从某卦变成某卦，所遇的卦叫“本卦”，所变的卦叫“之卦”，“之卦”是“本卦”的变体，可资占筮之用。

从“互体变爻”可以看出，《周易》卦象是一种期待结构，具有很大的可变性，通过“互体”可以出现象中之象，通过“变爻”又能产生象外之象，这就与艺术创造所追求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艺术境界发生了联系，故此刘勰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艺术形象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于它自身所蕴含的一以当十的“召唤力”，这种“召唤力”就像易象的互体变爻功能一样，能给艺术形象带来象外之象的无穷韵味。现代西方接受美学主张把读者的接受活动纳入创造的领域，要求作家在作品中有意地设置一些空白、不定点，给读者以欣赏的空间和创造的自由。这种理论与我国古代文论所强调的韵味之美、隐约之美很相似，我们也可以把古代艺术家提出的“象外之象”、“虚实相生”、“计白当黑”、“似与不似”等都看作是艺术作品的“召唤结构”。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文论大家的刘勰更是深谙个中三昧，他在《文心》中特意安排了《隐秀》，以探其妙，并把易象的互体变爻，外变应多与隐体的“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联系起来，以卦象象中有象、象外有象的特点说明文学形象玩之不厌、味之无极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