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经说过：“《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事业。”作为形成于三千年前上古时期的卜筮之书，“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的殿堂”，《周易》留给后世人诸多疑问，那么，在其中究竟隐藏着哪些奥义？

描摹物象，在于寄寓思想观念。其形成过程，往往是通过观察一系列自然与社会现象，参悟出个中所隐喻的哲思、理蕴。在这里，卦象和现实中的人类生活联结起来，将生命作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本体加以研索。比如，《既济》卦中讲成事规律，其中《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思是，东方邻国杀牛举行大祭（处于既济状态，祭祀十分隆重），不如西方邻国举行简朴的祭礼（禴祭是夏祭，五谷还没有丰收，所以礼仪简单），诚敬而合于时宜，更加经济实惠，更能得到神灵施降的福泽。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生、化二字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化有多义，此处当指化育、生长。化是生的存在方式。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庄子》佚文有“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之语；《文子·十守》亦称：“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尝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化、生二字表征着生命转化的动态流程。

对于物质世界，先民以“阴阳”二字作抽象而形象的表述。他们认为，万物包括人在内，皆由阴阳二气交感而成。阴阳，化为物质，即是天地；而其象征表现，即是乾坤；体现在人类身上，则为男女。其核心理念，是阴阳和合，“一阴一阳之谓道”“独阴不生，孤阳不成”。关于这种自然的宇宙生成论，《易传》中表述得至为充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乾主阳，坤主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

按照孔颖达《周易正义》解说，《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上篇三十，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下篇三十四，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而无分阴阳与男女，均以“生生”为第一要义。

现代学术大师钱穆先生指出：“阴阳是两相对立，同时并起的。若必加分别，则应该是阴先阳后。让我们把男女两性来讲，男女异性似乎是两相对立，同时并起的。但照生物进化大例言，当其没有雌雄男女之别以前，即以单细胞下等生物言，它的生育机能早已具有了。生育是女性的特征，可见生物应该先具有女性，逐步演化，而再始有男性，从女性中分出。女性属阴，男性属阳，故说阴先阳后也。”看到这里，我曾有过疑问：既然阴先阳后，为什么《周易》六十四卦要将《乾》卦置于第一，坤卦次之？钱先生似乎料到了这一点，文中指出，乾德为健，主动；坤德为顺，随动。儒家推尊人文，故取《乾》卦为第一卦。

其实，《周易》也可以说是生存之学。生命的实现，有赖于生存；而生存的本质，或曰根本属性，是达致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的天人合德、和谐统一。

远古先民“推天道以明人事”，从宇宙天象、时空变化及其与人事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观察事物，体悟人情，从而形成了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作为最古老的阐发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周易》一书，充分显现出视整个宇宙为一大的生命系统，视人与自然为一整体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其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德。这一生态伦理思想，不仅正确地表达了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周易》中把整个宇宙分为天、地、人三个同元同构、相互感应的组成部分，“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董仲舒语）——天、地、人“三才之道”。人与万物具有统一性，天地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默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系辞》）。如果我们把一部《周易》比作一座美轮美奂的摩天大厦，那么，天人合德、和谐统一，便是这座大厦的顶梁柱。

《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这个“德”集中体现在合、和二字上。合、和的外在表现，是孔子所言：“仁者爱人。”清代学者戴震认为：“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覆地载之中，体现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体之仁，反映出我国古代先民敬天重德、仁慈博爱的思想精神。它是覆盖于整个社会、自然与人生的，特别是反映在自然观和生态伦理方面。具体地体现为：

一是顺。《易传·说卦》指出，“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顺应人性、天命的规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顺应天道人德，适合事物义理）。《革》卦《彖》曰：“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顺”，有顺应自然、顺乎天理、遵循规律之意。这是以天人合德为核心理念的生态伦理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二是节。六十四卦中第六十卦为《节》卦，专门阐明适当节制的道理。卦辞：“节，亨”（节制，亨通顺利）。就此，《彖》辞解释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爻辞《六三》：“不节若，则嗟若”（不能自我节制，必然会忧伤嗟叹）。爻辞《六四》：“安节，亨”（心安理得地节制，亨通顺利）。看来，《周易》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凡事要有节制（包括节俭、节约、节欲），不可过度开发，肆意掠夺，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不可挥霍无度，暴殄天物。这也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是谦。《周易》第十五卦是《谦》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彖》辞的解释是：“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爻辞《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学术著作中，热情赞誉中国古代先民的敬天重德思想，把这种天人合德的自然观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

“有机的自然主义”也好，“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也好，核心理念，或者说基本出发点，是生存意识——主体的人和客体的自然世界，是命运的共同体，彼此同生共存，相依为命；而“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的基本出发点，则是无限制地掠夺、占有。

美籍著名哲学家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对于人的两种生存方式——重占有和重生存进行深入解析。为了彰显二者的区别，书中以英国诗人坦尼森和日本诗人芭蕉松尾的诗为例。这两首诗内容相近，描述的又是同一种体验，即他们在散步时对一朵花所做出的反应。坦尼森的诗是这样的：

在墙上的裂缝中有一朵花，

我把它连根一起拿下。

手中的这朵小花，

假如我能懂得你是什么，

根须和一切，一切中的一切，

那我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上帝和人。

下面是芭蕉松尾的俳句：

凝神细细望，

篱笆墙下一簇花

悄然正开放！

弗洛姆解析说，前者对花的态度是想要占有它。他把这朵花连根拔起。他对花的兴趣所导致的后果，是花朵遭到扼杀，虽然他的理性还在侈谈什么“这朵花可能会帮助他理解上帝和人的本质”。而芭蕉松尾对花所做出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不想去摘取它，甚至连动它一下都不忍心，为了欣赏这朵花，他只不过是“凝神细细望”。

书中指出，强调占有的人，“对自然界抱有一种深深的仇视态度”，“放弃了对美好的弥赛亚时代——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一致——的憧憬。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是的。自然原本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存在之源与价值之源。人活在自然之中，即便是人的创造物、一切文明成果，也无一不是建立在自然根基之上的，亦即所谓“自然造化内在目的的结晶”。可是，恰恰是这样简单的规律性事实，却被短见、盲目的人类忘记得一干二净，人类始终没有公正地对待过自然，自然始终被作为一种对象化﹑资源化的理解。特别是现代化运动以来，对于大自然无限度地开发、掠夺，导致空气、水质、土壤严重污染，全球气候日益恶化，可耕土地日渐减少，大批物种逐渐消亡，种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球普遍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

古人作《易》，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系辞》有言：“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后面特别加上一句：“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里讲的危亡、忧患，应该是广义的；但人天之忧，总是一个最为紧迫、最为严重的大问题吧？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说，《周易》揭示了宇宙万象发展变易的内在规律；而变易正是《周易》的灵魂。宋代理学家程颐指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现代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说：“变易之义，最为《易》之确诂。”

为此，《周易》也是发展、变易之学。与前两章的生命、生存相对应，这里所揭示的乃是关于生机的奥秘。自身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变易。变易为生命与生态系统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与可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化流行，肇源于万古如斯、渊源不竭的变易。

关于《周易》一书之所以名“易”，历代学人众声鼎沸，认识却是一致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为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论断：“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一为宋代鸿儒朱熹所下的定义：“《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

从字学方面来研究，也有多种有趣的说法。我不懂得甲骨文，据有的学者考证：在甲骨文中，“易”字像双手捧一只杯向另一只杯中注水，后来简化了双手，只写作一只杯向另一只杯注水的形状，再后来简化为只剩下一只杯向外流水的形状，最终又加以简化，纵向截取杯的一半，失去了原形，最终被讹化演变为“易”字。由“易”字的注水、两件器物之间的盈虚消长，表现变化、变换、变易的复杂内涵。在注水过程中，那只盛满水的杯子由有变为无；而那只空杯则由无到有，体现了变易的意蕴。由此，我倒联想起宋代文人秦观的那句话：“变者，自有入于无者也；化者，自无入于有者也”，“是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这是说法之一。其二，日月为易，一上一下，“东上朝阳西下月”，鸡飞兔走，变易轮回。既形象，有趣，又理顺词达，很有说服力。其三，还有学者认为，蜥蜴亦称变色龙，为了生存，身上颜色一日多变。而这个“蜴”字，古代也写作“易”，取其善于变化也。

当代著名学者蒋凡指出，《周易》四大功能之一，是“以动者尚其变”，阴阳变化，矛盾运动，日新月异，生生不息，表现了中华古代先哲深邃的哲学思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周易》的思维方法，是一个以感悟为特色，在对事物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进行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承认矛盾对立的普遍存在，进一步确认矛盾对立的运动变化，同时又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阴阳矛盾的对立与相互转化。比如天地、男女，没有地，岂有天？没有女，岂有男？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而运动变化。六十四卦中有所谓正对卦、反对卦，如《泰》卦与《否》卦，卦爻之象相反，《泰》象征安吉通泰，《否》象征否塞多灾，彼此矛盾对立，但又相互依存而转化，乐极生悲，由《泰》化《否》；否极泰来，脱《否》转《泰》，矛盾运动，生生不息，这是生活的辩证法。

不仅如此，《周易》更指出，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而阶段性的静止是相对的。比如按照卦序，《既济》与《未济》是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二卦。《既济》象征已经安全渡河，事业成功；《未济》象征尚未涉险渡河，事业未成。按照常理，最后一卦应为《既济》；但《周易》作者却置《未济》为最后一卦。此卦序排列，充分体现了辩证思维——《未济》后于《既济》的卦序显示，象征事业成功的《既济》卦，只是取得阶段性的暂时胜利，现实生活激励人们，应该再次卷起裤腿，准备重新涉险渡河，开始新的征途。这说明了矛盾运动，辩证发展，旧阶段虽然完成，但新阶段的长征却又开始，人们在高歌猛进而自强不息的矛盾运动中，又继续前进，进而上升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

看来，作为一部国学元典，《周易》确是彻里彻外地浸满了变化理念。正如《系辞》中所言：《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周转六个虚爻）。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不能视为僵化、固守的经典要籍），唯变所适”。这也充分体现在卦、爻所代表的物象、观念及其排列组合上。《易》中卦象，往往代表着某一事物的演变过程，而卦里的六爻，则代表某个时期变化着的状态。“爻者，言乎变者也。”（《系辞》）它们本身也是错杂关联、交相变化的。且看《乾》卦中的龙：爻辞《初九》：“潜龙勿用”，其意为潜伏水中，不宜张扬、施展；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则是脱离潜伏状态，出现在田间（地平线）上；爻辞《九四》：“或跃在渊”，退而居于深渊；爻辞《九五》：“龙飞在天”，最后飞翔在九天。由潜伏而翶翔，呈现动态变化。通过卦爻的推演，先民借物象以明人事，卜吉凶、定休咎、决去取，进而提出“知几”（见微知著，预测事势的玄机）、“乘时”（把握时机）的理念。《易传·系辞》有言：“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而关于“乘时”，则曰：“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卦《文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系辞》）。

“生生之谓易”，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里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到生生不息，永葆生机。概言之，即把握变化、变易、变通的规律。《坤》卦《文言》有“天地变化，草木蕃”之说。其实，人事何尝不是如此。“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在“生生之谓易”前面，还有一句话：“日新之谓盛德”。它所强调的，乃是创新精神。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指出，作为“天下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正是天时、人事的既定法则。诚如清代大诗人赵翼在一首七言绝句中所咏赞的：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生意，过了千年又觉陈。

作者：王充闾 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散文集多部，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